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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艺术和旅游线路

http://www.21pw.com   更新时间:2013/7/25 10:24:19

 

张爱玲与上海小资情结

今天,小资情结的上海,已经远非当年张爱玲的上海。所以,小资情结中看重的张爱玲,也不是真实的张爱玲。

十年前,上海小资与半个张爱玲握了手。这是初遇倾慕者的第一次握手,充满了笨拙而狂热的惊喜。十年后,各种对张爱玲的解读已是抽丝剥茧、鞭辟入里;而上海小资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却依然握着半个张爱玲的手,作为他们梦乡深处的大泉。

半个张爱玲,的确。上海小资们握住的一半,是十里洋场优雅挑逗风花雪月的一瓣大红的丰唇;而舍弃的另一半,是刺藜每一夜永不对其停止刺戳的一只苍凉的眼睑。前一半为建立一份小资情结提供必要的灵感,后一半为揉碎一段小资情结造成了持久的隐患。

小资情结的脆弱性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对张爱玲进行取会。他们需要无限淡化张爱玲最终的孤单倒坠,因为这很残酷,是现实的残酷,仿佛从时间之穗中剥出的干瘪的玉米粒。与此同时,他们需要营造一个被金色光芒垂青的自我完美主义的结界:自以为骄傲又自甘于妥协,自我张扬又自我掩饰,自怜自爱又自怨自艾。因为这种自我象征了都市赋予的特权,象征了身份和在精神上与市井趣味的决裂。这不仅意味着上海的小资们决心跻身品位和情趣的上流社会,更加暴露了他们急于摆脱小市民和小生产者的普通出身。

半个张爱玲恰恰为他们完成这一蜕变提供必要的滋润。

抬头看,小资情结的上端系着大雅的华带。这是自扬的需要,某种程度上更切近于梦,一场包含了优越的文化想象和生活理想的上海梦。张爱玲在此贡献的是“三个主义":虚无主义、细节主义和都市民间主义。

张爱玲的虚无主义在于市井生活裂隙间的飘忽的歌唱。尽管在张的笔下,表现出的日常生活就是赤条条的当时的日常生活,琐碎、无聊、乱糟糟甚至冷酷。因为身在其中,知道更多的人生质地,她并没有强调优雅也没有制造幻象。但她却又游离在激烈的现实冲撞之外,无视环境和政权的变迁,在虚无的城市肌理和脉搏间感受自我内在的起伏。而从这现实的裂隙中生发出的虚无与虚幻的感觉,使得整个日常生活有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在商业消费的功利推动下,张爱玲的虚无主义很快被简化和表象化,变相为小资情结的“虚拟主义”:夸大个人的情感方式、审美趣味和人生态度,排除财产和职业的分野,根据虚拟的心理感受划分阶层。比如,咖啡不喝味道喝情调,电视不看情节看品位,貌似真正的艺术家一样读昆德拉、看布努艾尔……张爱玲的现实边缘主义,为小资的模糊身份提供了名正言顺的作料。

细节主义是张爱玲虚无主义的衍生。因为对虚无深渊的恐惧,张爱玲不得不退缩,回归到中国人对物质细节的热衷,她拼命地抓住物质细节,好像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样。这种细节主义是将个人幻化的感觉,在家常中体现出来。她特别偏爱官能的爱好,对明亮的颜色、呛人的气味、口感强的食品有格外的嗜好。张爱玲说从小她就喜欢墙壁被油漆成有颜色的,喜欢东西有气味,这样就觉得安稳了。张爱玲这种自然而然地对物质存在的强调被上海小资们加以升华,发展为刻意的追求乃至要求。精神向度反过来需要靠物质生活维系,哪怕内里其实有多么丑陋,只要由完美的细节堆砌起来的外在整体表现得像安稳的春天一样,小资们就能骄傲地表述自己的心境。不仅如此,由于张爱玲的细节充满了自我的感觉,从而把这些细节上升提炼成一种整体的人生感觉,仿佛整个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这在张爱玲,是对无望和虚无的逃避;而在小资,却切切实实地为生活目标和人生理想的双脚提供了坚实大地,非常及时:非常有效地把他们从“斤斤计较”的评价和“无聊做作”的抨击中挽救出来。

上海小资情结不加掩饰并引以为豪的还有享乐主义和个性张扬,这两点都根源于张爱玲的都市民间主义。在张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将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如此理直气壮地纳入写作主体。在他们看来,民间意味着忍耐、劳苦、觉醒和反抗。但张爱玲却一扫前见,声称哪怕小市民和小生产者也可以自觉自愿地享受都市赋予的特权。民间有姿态,有调情,也有纸醉金迷,而且很自然,自然而然,丝毫不比上流社会的粗糙和将就。张爱玲的这种都市民间主义渐渐消解了那种贵族气,可望而不可即的贵族气。他们的势力没落了,但他们的优雅还留着,并且一路延伸到都市的民间。在这里,张爱玲自觉或者不自觉将都市的民间,也就是上海的民间与其他地方的民间区别开来:前者浸润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和丰富,自然在举手投足和情感体验之中表现出旁人无法企及的自信和洒脱。而在上海小资看来,这成就了他们名正言顺的脱俗,可以抛却生机的尴尬,无视生活的严厉,放下传统的内敛,收起不适的羞赧。在社会变动、政治因素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之外,自己享有自己微小却完整的享乐逻辑和价值体系。

向下看,小资情结的下端坠着大俗的砣盘。这是纯乎出自生存的需要,所有意义都无比切近于现实,或者和现实糅为一体。很幸运,张爱玲再次用她充满才情的叙述为这种无与伦比的“俗”正了名,她把“世俗”和“精致”这两个原本极端对立的词语拧在了一起,像把下水道和卫生球拧在一起一样不可思议。如我们所看到的,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都非常俗气,从曼璐到川嫦,从曹七巧到流白苏,个个为了生存耍手段、施计谋,精致的旗袍和优雅的举止也掩不住丝丝缕缕的功利的味道。这些女人们,可以谈爱情,但是必须在金钱的背景上谈;也可以谈真情,但必须在世情的案条上谈;这种不加遮拦的务实源于张爱玲自小在高门巨族中所过的孤独而凄凉的生活。对此,傅雷在20世纪40年代就批评其作品中的人物¨恶俗”,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为过。但张爱玲为这些上海小市民做出了最有力的一句开脱:“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这句评价成了今天小资们最有力的自我定义、对世俗妥协的最佳理由和对抗异议的精神食粮。他们可以端着酒杯优雅地寻找能提供物质依托的猎物,也可以带着强烈优越感出言讥讽看似不入潮流的人。但他们不必为此有罪恶感或者负疚感,也不必自省,因为这些都是所谓的表象,是人性最自然的流露,通通是中性的、必需的。因此,小资们比任何一个群体都更加堂而皇之地向物质妥协,同时还占据品位的制高点。张爱玲为他们完成了这个超高难度空翻的嫁接,彻底掉换了真实与虚伪的位置。

在上海小资情结的链条中,张爱玲显得不可或缺,但也扑朔迷离。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荆棘丛中,张爱玲像一轮昏黄的月亮,挂在荆棘上,弥散出人造的怀旧味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资是无比接近张爱玲;但从最本质说,小资永远不可能真正触摸到张爱玲。小资情结中的张爱玲被打磨了,被抛光了。原本浸透她的作品的氛围,那种平淡而近自然,虚无也虚无,但绝不极端,而是包含着很多无奈的东西的氛围被稀释了。而最触动人心的地方,那种向下沉、向下沉的苍凉的感觉,也都被温情化了。其实,张爱玲这种灰暗的感觉甚至和鲁迅的鲁镇世界有相通的地方,麻木、冰冷、没有希望,充满了生长与沉沦的对照。张爱玲的上海,是一个处于弱势的国家的畸形发展的都市。她所描写的,是当一个社会、一种文化要失去的时候,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人的那种无力的、没有希望的、冰冷的感觉。这种感觉通过日常生活表现出来,并衍生出其他一系列的价值观。

今天,小资情结集中的载体上海,已经远非当年张爱玲的上海。所以,小资情结中看重的张爱玲,也不是真实的张爱玲。与其说张爱玲是小资们的又一抹口红,不如说没有归属的小资们死死抓住张爱玲,好像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样。

上海人

名媛、阿飞、白领,这些名词里隐含着时光的流转,有着岁月的印痕,但这些都曾是报刊中风行一时的词汇,而它们的产地都在上海,它们指代的是生活在这座都市里的人们和他们代表的生活方式。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张爱玲

在张爱玲看来,上海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会有截然不同的评语:既可以说他们世故到“坏”,反之则可以说他们懂得务实,“不那么幼稚”,和那些以务虚主义相标榜的传统文人相比,想必烟火气要浓烈一些。但正因为这种浓烈的人世精神,无论在半殖民地的上海租界,还是改革开放后迎头赶上的新上海,他们的生活一样能过得如鱼得水。

上海名媛

一提到上海名嫒,我们的脑海中大抵会闪过这样一组词汇:摩登、华丽、雅致、妖娆……总之是风情万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佳丽身着各色旗袍,团花的、碎花的、艳色的、素色的,一律是霓虹光影下的宠儿,袅袅娜娜地在规范与边缘之间迂回穿梭。上海的女子,人与名都有一种江南女子的灵秀之气。人是小家碧玉式的,娥眉淡扫,珠唇一点:有时穿一件素雅的旗袍,在夏日中有着无法调和的缱绻绝决:名字则照例是书卷气十足,而且一定是大家闺秀的。

欧风美雨吹开了幽幽深闺的珠帘,才貌双全的名媛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展示她们美貌、风度和才艺的舞台,让她们像花蝴蝶一样周旋于商场情场之中,为各种小报平添各种话头。给各种小报冠之以“乱世佳人”美名的,是一位叫王吉的名媛。她曾在上海一家黑猫舞厅当过伴舞女郎,除了社交舞一流,西班牙舞和吉卜赛独舞也是跳得有模有样。她精通英、日、法三国语言,却师从名画家符铁年学国画,作为京昆戏曲的票友却能和一代宗师梅兰芳同台合演《游园惊梦》,中西合璧,让人惊叹上海名媛适应力之强。

大中华橡胶厂的千金余墨卿生也逢时,她所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这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时代对于上海名嫒往往是灭顶之灾,而余墨卿却似乎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一身素色打扮的她仿佛鹤立鸡群,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她以美貌聪慧而闻名退迩,成为众多上海“小开"的梦中情人。当然,这是一种昂贵的朴素,据说她那件白麻纱衬衫是在十三层楼定做的,做工相当于一个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这也是一种高超的适应。

如果我们能够容忍叙述往事者“一切向后看”的怀1日情调,聆听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拉家常、诉衷肠,我们就能和她们一起回味那种“很有质感的上海的回忆”。虽然绯闻不断,但上海名媛大多是安静而又高傲,她们仿佛是新时代的公主,骨子里还流淌着贵族的血。风也许会吹乱一些她们的头发,却无法吹乱她们淡定的笑容。她们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淡淡的,显出一派云淡风轻的姿态,在姹紫嫣红开遍的现代化都市和悠悠往事之间徘徊游走,顾盼生姿。她们与其所居住的城市是一体的,这座城市曾经让多少人魂牵梦萦:它为现代的光晕和气韵所环绕,乱舟争渡;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生长得理直气壮,许多精致的房子点缀着,尽管旅人如织,让人感觉这座城市仍然闹中有静,可以一一“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

高跟鞋、做头发、嗑瓜子、打麻将……岁月的流逝,时光的荏苒,总是那样无情;风华绝代的美人转眼已是垂暮之年,当年的绝世风华也被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

上海阿飞

一部《上海滩》让上海流氓(上海话叫阿飞)的形象顿时改头换面。周润发所饰演的许文强是一位儒雅、英俊的古惑仔,在帮派之间的仇杀中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周润发和吕良伟所饰演的是两位正派的流氓,在更多的观看者眼中,他们并不代表让人唾弃令人厌恶的流氓群体,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魅力不像是堕落者的粗劣丑恶,反而像是为这些时尚明星所度身定做的香水。曾经被反复宣传为蒋介石帮凶的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头目一直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公众对其不是敬而远之就是素无好感,但<上海滩>改写了这种思维定式,阿飞也可以很有人情味——这是这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首先要告诉你的。

旅居美国的木心也为上海阿飞而着迷,在他的名篇《上海赋》中,他说他曾经设想写一章“上海黑帮"以充实<上海赋>,但终究未能如愿:“我拟分析当年上海的黑社会的浅显架构,帮派内部运作的诡谲剧情,素材虽非全部勘证得来,而少时听上辈人讲得真多,记忆半新,道来或可十不离九,且半世浪迹江湖,自有高人赠我多部幽史僻典,籀读一过,犁然心动,异哉,盗亦有道,道亦有盗,恶业与义气俱飞,游侠共流氓一色。然而真要写,就迹近掏酱缸了,毕竟非我所愿,还是低头袖手而过吧。”

流氓——特别是上海的阿飞——本身确实充满着吸引力。在电影界,周星驰所扮演的大多都是些小人物,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一个流氓的封号。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旧上海,斧头帮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黑帮流氓团体。李小龙从来不屑于和这些人打交道,他的对手总是外国拳击手、东洋武士,因为他以英雄自诩,他声称他的职责是捍卫中国人的尊严。口口声声将李小龙奉为偶像的周星驰就比较实际,考虑到投资方的海外背景,他可不敢打外国人,还是把流氓阿飞留给自己比较保险。在影片中,不管男主角再有本事,他也脱不了流氓的干系,插科打诨是周星驰的绝招。此外,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观众对周星驰的热情同样是冲着喜欢恶搞的流氓行为而来。

流氓也是一种流浪者。流浪者置身于但又不属于他的花花世界中,面对无度的激情和能量的无用消耗,既渴望融入其中,又在外部世界的空间语境中迷失,内心中充满了害怕或恐惧的心理反应。流浪者常常有一种临空蹈虚之感,他们不是居无定所,就是在文学上是个怀疑论者。波德莱尔超然地、疏离地注视着包围着他的这个世界,所有的景象都那么不真实,仿佛是魔鬼布下的骗局。似乎只有摒弃它们才能获得黑暗中的洁白之躯,换言之,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个悖论:他不用自己的手来摧毁它,就不能获得使自己存在的正当理由;然而这个世界又宿命般地成为了他写作的履历。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 Matei Cal.nescu)所指出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中的散文诗既实现了一位都市现代性诗人的纲领,也实现了一种邪恶而神圣的美的最普遍方案,这种美是对立面统一的悖谬之地。”同样地,许文强们动荡不宁的个人经历在文本中得到了最忠实的体现,相对于性爱想象的大而无当,这种在选择伫留地和生活方式上的触痛感却要切实得多。普通人所遵从的道德洁癖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的,他们不停地在城市的角落中游走,仿佛发生着某种化学反应,一种情调空间就预示着一种感官刺激:舞厅是肢体的狂欢,街头混战则是斧头和膂力的表演,他们生活在时代的暴风雨中,生活在争夺抚恤和放纵的混乱之中,这种斗争和抗议在唤起他们的美好情感的同时,也激发了非常阴暗的生理本能,正是这种“痛并快乐着”的矛盾状态使他们既愤世嫉俗,又乐此不疲。

上海白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白领似乎是最能代表整个上海优越的物质生活状态的人群,特别是那些捧着时尚杂志、打扮时髦、干练而又不失女性魅力的女白领,最能让通俗电视剧的创作者动心。都市里弥漫着的浓重的脂粉气,闪烁着的变化不定的光晕,仿佛都在衬托和凸显女性的风姿。不论你是否认同,上海女人的好恶取会俨然已成为这座国际大都市流行趋势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这些上海白领,她们有大房子,甚至自己开一辆红色的跑车,每月有一笔足够挥霍的生活费,于是只要有闲暇,在酒吧、咖啡馆和其他高档消费场所,总能看到她们的身影。或者头低低地专注于一本书,或者四指如飞旁若无人地敲打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或挽一杯饮料与三五好友促膝谈心,或飞眼看橱窗外匆匆行人的脚步和背影不做一声……但这种闲暇终究是太过金贵。她们忙于工作,因为高节奏的生活和工作,身处利益圈的她们没有多少可以倾诉和交流的朋友。她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在各种商业场合与客户周旋,努力摆出一副女强人的姿态,却在夜深人静之时难以掩饰自己的脆弱。

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工作而受累,每天最怕下班回家,因为偌大的房子只有她与影子为伴。但更多的女孩却并不缺乏追求者的浪漫,从而也不缺乏感情的寄托。她们自尊而虚荣,对奉承阿谀者洞若观火却依然愿意为甜言蜜语赴汤蹈火。她们喜欢做戏和交际,却厌倦于日常生活的烦琐,她们把厨房的主动权交给上海的新好男人,不让柴米油盐酱醋茶沾染到她们高贵的皮肤和衣裙。

有时候,她们也会厌倦上海的冷漠和抓狂,想抛下上海的一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流浪……到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和藏羚羊一起奔跑,或者在风光迤逦的印尼巴厘岛的沙滩上踽踽独行,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但这一切,都是工作之外的调剂,让她们献身于那冰冷的风景,她们是做不到的,她们也无意于此,因为她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已经献给了这座矗立于海滨却不以度假闻名的城市。

双城记

对于遥远南方的香港,上海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香港已跃居为一个上海努力需要去模仿和接近的都市范型。别一方面,上海又希望努力摆脱香港的阴影,重塑其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形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香港,作为名副其实的英国殖民地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在1937年日本发动对上海的侵略之前,香港更多的只是中国人的一个屈辱的象征,它所具有的繁华完全不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风光来得名正言顺。1938年的战争开始改变这种观念上的定式。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的中国作家和影星逃往南方避难,其中有许多都选择了英国米字旗下的殖民地香港,在当时的他们看来,日本尽管野心勃勃,恐怕还不敢四面出击,与欧美列强正面为敌,直到1 945年日本占领香港,才使这些天真的幻想最终破灭。

1938~1941年,抵港的作家组成了全国抵抗组织香港分部和中国文化协会,通过文学活动和散发抗日传单等多种方式宣扬抗击日本侵略者。1947年全国内战全面爆发后,第二轮的移民如潮水一般涌向这个相对安全的城市。1945~1950年的5年间,香港人口激增了100万,除了带来了城市的拥挤之外,也带来了内地大量的金钱和资金,毫无疑问,对于南下的解放军感到极度恐惧的,首先是那些曾经在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们。邵氏兄弟这样的电影界大鳄开始在香港这片土地上搭设新的电影棚,招募和力捧新的电影明星,重新打造电影业的春天,虽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上海曾经的电影辉煌之上。永安和先施这样的上海大公司,也在香港开设分店,这些在资本积累和再生产方面富有经验的大老板将香港作为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试验田,他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获得的第一桶金直接刺激了香港本土经济的发展,为日后香港成为英国在远东的“皇冠”和“宝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两次庞大的移民潮中,也包括茅盾、新感觉派的穆时英和张爱玲这样的文学名家。1938年,茅盾来到香港,担任《立报》的文学副刊编辑,这是成舍我1935年在上海创办的一份销量很大的报纸,1938年迁移到香港。在香港的张爱玲似乎并没有在上海时那么愉快,在她看来,香港顶多就是一个殖民地,它缺乏历史的厚度,没有上海的“涵养”——那里的建筑还都保留着格林威治皇后大厦的最初模式——这当然是由于它脱离祖国大陆的怀抱偏居一隅所造成的。在这个异地他乡,张爱玲感受最强烈的是仿佛《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被迫“渡到”香港时的那种无根之感,她对上海的爱忽然多了一些爱国的成分,她把上海的洋气视作她心灵的港湾,然而,香港的彼岸风貌却让她备感困惑。这大约是许多在香港的上海人都有的一种心态吧。

与张爱玲的不适相反,那个因写作《雨巷》而为更多中国人所熟悉的戴望舒在香港一住就是13年。他是穆时英的妹夫,在上海同样以浪漫主义而遭到普罗文学阵营的批判。他到香港之后摆脱了整日口水仗的侵扰,反而使他的文学创作效率得到了成倍的提高,除了被日本人关押过一阵子之外,他几乎没有浪费多余的时间,创作大量的诗歌和翻译作品以及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根据香港学者卢玮銮编写的《戴望舒在香港的著作译著目录》,戴望舒在香港共油印了300多部著作,其成就可见一斑。此外,他还在香港编辑了一系列的杂志和当地报纸文学副刊,从而吸纳了大量上海作家为其撰稿,为日后香港报业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叶灵凤和戴望舒一样很快就融入到香港的文化氛围之中。他到香港后先接手茅盾的《立报》,继而又接手戴望舒编的《星座》,这份报纸在之后的岁月里成了展示叶灵凤小品文才华的舞台,事实上,他在这份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近水楼台先得月,发表渠道的改变也使得他的小说创作趋于停滞。

对于日渐没落的上海,香港人并没有落井下石,相反,他们似乎仍然保留着一段美好的回忆,于是,对另一座城市的怀旧情绪在香港蔓延。徐克,这位以武侠片《黄飞鸿》系列和鬼怪动作片《倩女幽魂》而蜚声影坛的大导演在1984年却拍摄了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喜剧片。故事讲述的是1937年,郁郁不得志的作曲家Do-re-me遇到在歌厅卖唱的舒佩琳,两人夜里在桥底浪漫邂逅,随后却因上海沦陷局势大乱而走散。战后,两人凑巧成为同一幢楼的房客,而刚从乡间迁来的查小乔却爱上了Do-re-me。 Do-re-me凭借着一曲《上海之夜》在歌唱比赛中赢得头奖,这首歌也被安排在电台播出,但舒佩琳却答应了富豪的求婚,当天晚上就要乘车离开。查小乔虽然盼着这位情敌远走高飞,但出于善良的本性,她还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Do-re—me,他得知消息后飞速赶往火车站并顺利地赶上了火车,Do-re-me将舒佩琳抱在怀里,这时,一曲《上海之夜》再次在背景中响起。徐克的这部影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拍摄此片之时,香港正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与内地之间的关系,但也许正因为内地封闭得太久,才使徐克对上海的想象带上了香港的强烈印象。在《上海之夜》中,上海是一个如香港般拥挤的城市,一个泛娱乐化的城市,所有的人都在为了进入娱乐圈而打拼。影片的结尾更加体现出徐克对上海的矛盾心情,他对上海的缅怀之情被现世的香港所取代了,这辆开往南方的火车似乎正预示着上海终将被南方的对手所超越。徐克也表示,缅怀“往事”并不等于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而是要把当代文化与传统结合起来,迎头赶上,创造新的生活,所以他才没有将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定一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基调,而是仍然突出了香港20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的主旋律。

另一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所着迷的香港电影导演是关锦鹏,他的《胭脂扣》已经被李欧梵教授分析为旧香港和旧上海很相似,他的《阮玲玉>和《红玫瑰与白玫瑰》则更把这种“相似”公开化了。《阮玲玉》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形式就是“阮玲玉”的饰演者张曼玉不停地从戏中其所饰演的角色脱离出来,并进而以大段大段的独白来表明自己其实只是在演一出戏而已。这种手法将现实与历史对立起来,关锦鹏不停地打破“电影制造幻觉”这一银幕上的“金科玉律”,试图提醒观众,他所看到的上海只是一个虚构的上海,一个永远得不到的上海,阮玲玉的美和善良甚至她所遭遇的一切困厄早已化作风中之尘,即使张曼玉演得惟妙惟肖以假乱真也无法让历史重新回到现实中来。这当然不表示关锦鹏对上海毫无倾慕之心——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去拍《长恨歌》了,虽然那是一部完全草率的个人化作品——恰恰相反,他强烈地要求自己去拍摄一部反映旧上海的电影,如果说《阮玲玉》还夹杂着香港的杂念,那么,拍《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时候他就坦然多了。然而,恰恰是这部坦然之作却暴露出他无法把握一个真实的上海。虽然这部影片在上海拍摄,可是关锦鹏却没有选择实景,似乎他觉得这些实景反而没有搭设的布景更能体现他的要求,事实上,在室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他认为的张爱玲所描写的场景。然而,这部影片更像是一个俗套的香港影片故事,只是地点给搬到了上海:一个男人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一个温婉,一个狂放,辗转其间,然后无功而返。饰演振保的台湾演员赵文喧在庄重之余也缺乏一些旧上海男士的保守作风,张爱玲小说中精彩细腻的内心戏在电影中往往流于表面,这对于一位熟悉香港电影叙事规则的导演来说也许并不能说是他本人的失误。

对于遥远南方的香港,上海的态度是暖昧的。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对这个昔日的追随者持一种顶礼膜拜的谦恭之态。香港不再是英国殖民地的代名词,而跃居为一个上海努力需要去模仿和接近的都市范型。在引进香港资金的同时,上海也在努力让自己更符合他们对香港的想象——一个被钢筋丛林所统治的城市。在陆家嘴,一个上海的维多利亚港已经被树立起来了,这是以一条并不宽广的河面为依托,以黄浦江对面人群的视觉感受为主要出发点的建筑群,因为对于大厦室内的office男女来说,金茂大厦像不像一座塔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从它的城市理念以及视觉效果来看,几乎和香港如出一辙。上海需要这样一个样板城市来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也许是上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经历的学习过程,虽然这样的代价往往使得上海也带上更多殖民地文化的烙印,越来越失去中国文化对其文化走向的掌舵作用——这最初也是张爱玲本人特别珍视的上海的特质。在模仿香港及其西方盟国的同时,上海正在越来越快餐化,就像白领杂志控制了书报亭的显眼位置一样。

另一方面,上海又希望努力摆脱香港的阴影,重塑其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形象。上海显然并不满足于成为“香港第二”,虽然这一切都没有公开表现出来,比如金茂大厦的高度和上海大剧院对于世界一流剧院的热烈向往,似乎都在表示:一个更为强大的上海正在重新崛起,并且,它还将一如既往地在远东领跑,即使香港占据着这样一个位置也毫不惧怕。此外,在亚洲,上海还有一个来自异族的危险——东京

上海五大必访

名人故居之旅

多伦路——山阴路——香山路——淮海中路——衡山路——华山路——溧阳路——皋兰路

沪上名人故居是历史的缩影,它们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大街小巷。孙中山、宋庆龄、鲁迅、张学良、蔡元培,每一幢故居背后都有无数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携带着一段历史风云。八九十年前的上海多伦路上,周树人、周健人、矛盾、叶圣陶、巴金等著名左翼作家挥动如椽大笔,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摇旗呐喊。在山阴路上,一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组织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活动,并留下他最后的伟岸身影。大约一个世纪之前,香山路7号院内的大榕树下,曾有一个叫孙文的小男孩,细心聆听着老人们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而在淮海中路宋庆龄故居里,陈设仍旧保持着当年的原样,漫步其间,仿佛仍能见到伟人的音容笑貌。逛完衡山路充满异域情调的历史建筑,不妨再看看华山路上的蔡元培故居、溧阳路的郭沫若故居和鲁迅藏书室,还有皋兰路上的张学良故居……时间在这里是停滞的,它将名人跟历史一并凝固住,等待着游人的缅怀。

时尚体验之旅

东方明珠——浦江观光隧道——外滩——南京路——城隍庙

上海是美丽、时尚、时髦的,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是一座闪耀全球的国际化大都市,吸引着国内外游人络绎不绝地踏上这片土地,体验这时尚之都的异彩纷呈。黄浦江畔,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东方明珠电视塔,高467.9米,采用360度全透明观光电梯,令游客充分领略现代技术带来的无限风光。浦江观光隧道,引时法国无人驾驶系统,让你假渡江之闲暇,体味“穿梭时空”的奇妙感觉。外滩上52幢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建筑,让人眼花缭乱。南京西路上鳞次栉比、目不暇接的商铺,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地标,百年老字号,新兴时尚的城市雕塑….逛完这些地方如果你感到头晕,不妨去繁华深处的城隍庙走上一遭,或者欣赏古建筑的美景,或者燃一炷香,在这闹中取静的佛门里静心平意。

创意艺术之旅

莫干山——田子坊——8号桥——1933老场坊

魔都上海有着迷人的巨大魔力,吸引着国内艺术界的名流、商人会聚于此.他们纷纷抛弃大酒店、高级会所,住进上海的里弄,追寻艺术的真谛。也因为他们,平凡变成了不平凡,于是就出现了莫干山的M50这样的时尚地标。紧接着,泰康路上也出现了用弄堂改造而成的田子坊,把上海的市井文化与个性独特的艺术结合起来。一座桥,把上海汽车制动器厂70年代的7幢老厂房连接、改造成了8号桥会所。1933年始建的老场坊是当时全世界有此格局规模的三座宰牲场之一,是唯一现存完好的建筑。现在的1933融会了国际美食购物、戏剧音乐演出、主题狂欢派对,成为国际顶级品牌活动的舞台,上演着一场场视觉的饕餮盛宴。一路走下来,你会发现这些地方混合着亲切、温馨和嘈杂,既张扬又内敛,在上海日与夜的交替中,焕发着谜一样的引力,让你欲罢不能。

娱乐购物之旅

外滩——淮海中路——南京路——福州路——东台路——徐家汇

说上海是中国的购物天堂、一点也不算夸张。作为中国内陆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会聚的世界名牌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商品从不标价的上海外滩18号、淮海中路都是世界著名的顶级品牌展览台。相对而言,平民化的南京路,则有着“中化商业第一街”的荣耀头衔。福州路是读书人的乐园,在那里有独立的小书店,也有上海最大的书店——上海书城。而东台路就有点像北京的琉璃厂,百多家小店铺,古香古色,那是上海著名的人文古玩招牌市场,也是上海“寻宝”的好去处。徐家汇类似北京的中关村,电脑市场分布十分密集,除此之外别的商品也很丰富,是上海的人气购物场所,热闹非凡。只要一路逛下去,不愁买不到自己喜爱的商品,只是要小心钱包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瘦身”哦。

特色美食之旅

万寿斋——兰桂坊——绿波廊——美新点心店——佳家汤包——北万新——章氏餐馆——阿娘面馆(泰各饮食店)

“民以食为天”,中国传统美食往往都在民间。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流落”在上海的民间美食吧。虹口区阴山路的万寿斋三鲜馄饨,个大皮薄、肉厚汁多,只看一眼就会忍不住食指大动。兰桂坊的雪菜黄鱼煨面,黄鱼炖得醇烂,筷子夹,轻轻一抖就“骨肉分离”。还有能上国宴招待外宾的绿波廊点心,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赞过的眉毛醇,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吃过的萝卜丝酥,名人都吃过,你不妨也吃上一回,仔细品品滋味。国营美新点心店的鲜肉汤团,不算准时间去了也不一定能吃上。此处,用餐高峰时要拿扑克牌花色排号的佳家汤包、白白小小口感很“嫩”的北万新汤包、章氏的锅贴饺子、号称“上海最好吃的面”的阿娘面馆等。所有的特色美食,都要尝个遍,还真得好好做个计划呢!